| 一、
這陣子氣悶。做甚麼也好像有人跟你說:「冇用架」。
好像是政改,又或者任何有關爭取改變的事宜。
備課之時,誤讀有關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文章,一解心煩。
quoted from wikipedia, again:
斯德哥爾摩症候群,通常有下列幾項特徵: - 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(加害者)威脅到自己的存活。
- 在遭挾持過程中,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(加害者)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。
-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,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(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)。
- 人質必須相信,要脫逃是不可能的。
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: - 恐懼: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。
- 害怕: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,身心皆受威脅。
- 同情: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,且並未受到『直接』傷害。
- 幫助: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,不逃脫,安撫等;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,向法官說情,一起逃亡等。
二、
當然,我們的對手固然不是甚麼加害者或者綁匪,但斯症的一個基本條件是關係裏的權力不平衡。如果按照我們對制度的理解,試想想由四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,到今時今日的香港人。庶幾近矣。
關係的特徵,全中:我們的食水和食物大部份都獨家供應,近年的經濟發展源頭也不說自明,至於公眾眼光之狹窄,對國際觀念的理解其實也不大了了,而逃到天腳底,我們也相信買到的物件也是來自同一處地方。
心理歷程嘛,更妙。我們的恐懼源遠流長,不安每日從新聞光怪陸離的假語村言和真人真事間滋長開來。由於大部人相信穩定壓倒一切,沒有甚麼人介意有誰「受害」。事實上香港人也好像認為,只有那些好事者才會受到「直接」的傷害。
所以,今時今日,由草民到大官,對任何的反抗行為,也是一模一樣的黃子華下聯:「預左啦」。
三、
我不知道這種病有沒有藥醫。
我只想說,在這種情況底下,一般患者事實上放棄了自我價值,完全依附於強者身上。他們不再考慮自己的信念,甚至不再承認自身原本所存有的基本思考邏輯和方向。他們不再考慮大局,不再想自己過去的親友,有極端的案例是受害人最後協助綁匪犯案。
在大部份的媒體和評論,沒有再說市民可以在當中有甚麼聲音了。那是集體自我迷失。
讓我們重新想一想,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,不是評論員,不是政黨成員,我們有甚麼行動,政府是無可推諉地一定要count的?若果有人提議投票決定,這是否一個選擇?換作政府,還有甚麼方法,可以科學地計算所有人的意向?還有一個公認的意見調查嗎?
(btw, 如果有人嫌一億做一個民意調查太貴,請他星期日遊行完再跟我講。)
是時候清醒了。
p.s. 是的,我是聽早會聽得頭暈......
|
| |
| 寫這篇文章,我的出發點和週六信報社評一樣,「暫且不猜測當局建議擴大區議會功能組別席位的背後目的,....,亦暫且不評論該建議是否符合民主原則」,假設立法會真的通過現行的法案的話,怎樣才能對一般選民更公平。 一個公民的投票行動,有兩種意義:一是將權力委託給相關人士,二是實行其監察現職人員的權利。從這個角度看,若果區議員將有機會用任何一種方法選出立法會代表時,一個選民的選票,則代表著他委託一個人代表他去選出一個合意的立法會議員,而他亦有需要去監察這個當選人有否如信守承諾,合符選民要求地去選出立法會代表。 由此衍生了兩個問題,第一、選民如何監察區議員的選擇?第二、區議員候選人如何證明自己能信守承諾? 這兩個問題在香港並非理論性假設。同樣,它們也不是基於陰謀論的質疑。參考網上統計(1),2007年405名當選民選區議員中,有131名議員沒有申報任何政治聯繫,21名號稱獨立,8名無黨派人士。可是,尤其是了解地區政治的選民,要從這些號稱沒有特殊政治聯繫的人中,找出其政治聯繫算不上是難事。再者,不少這些候選人當選不及幾個月,就掛上不同政團的名銜。那麼,怎樣才能確保這些當選人能老實申報自己的政治聯繫呢?基於人權立場,我們不能規定當選人在任期當中加入或退出一個政黨,那麼,議員可以隨時改變政治聯繫時,一般選民又怎樣能將選票交託出去呢?我們是否需要要求,在每次區議會改選當日,趁大家還未轉軚之前立刻進行這幾個立法會議席的選舉呢? 另一個巧妙的地方在,這些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的投票人,他們的選舉過程是否需要和其他功能團體投票一樣,服膺於「秘密投票」的原則?如果他們能夠「秘密投票」,那麼,無論任何一種形式的投票也不能阻止他們說一套投一套,他們也不能保證他們能信守承諾。我們必須為他們另訂一套選舉指引和規則,方能合理地讓選民監察他們的投票。 前文先假設我們不去討論「是否合符民主原則」是有必要的。因為從這個角度看,我們不難發現,這種選舉方式和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票有相同之處。有人會問,在美國沒有明文規定選舉人必須按承諾投票之時,為甚麼我們必要架床叠屋地設計更多的機制來確保這個選舉公平?答案正正就是「民主原則」的其中一個假設:對人的不信任,尤其是對擁有權力和利益者的不信任。在香港,這種不信任實在根深柢固。 (1) 2007區選全民監察網站
|
| |
| 一、 又是書還未看完,感想先寫的時候。(簡直就是一開始讀就想寫) 1Q84的開頭就點明了主題。女主角有一個罕有一個姓氏,叫「青豆」,罕有得連中文版的校對也間中將它改成了「青木」。在擁擠的路上,她跟隨司機的建議,跳下的士,在高速公路步向原本少數人才知道的逃生口。眾目睽睽之下,她脫下高根鞋,爬過門欄,離開擁塞的公路。 走上這條路的時候,她發現警察的衣飾和佩鎗都和她所知的不同。跟身邊的人比對過之後,她發現她好像進入了一個有點不對勁的世界,不是她所熟識的1984,她叫這個世界做1Q84。 二、 城市人多多少少也要有點自戀。你沒有「青豆」或者「青」或者「豆」這些古怪的姓氏,但你總會發覺自己是有點與別不同。 擁有這種自戀,人才會嘗試跳出框框。無論這是別人的建議,或是自己的想法,人總有點機會,和其他人落入一個不進不退的迷陣裏頭,自戀的人總是有 辦法自己走出一條路。而眾人總是望著他獨立獨行。別人總沒法批評,因為除了他之外,根本沒人會這樣做。別人接受了那個沉悶的景況,也不會學著他下車去行。 他好像在表演,但其實可能只是趕時間。 也許只有這樣,才會落入一個不尋常的境地。你或會想起祁克果的某個寓言:
「有一家戲院的後台失火了,小丑跑出來告訴觀眾失火的消息,觀眾認為這只是小丑的玩笑,所以只是鼓掌喝采。小丑把警告的消息再說一遍,觀眾叫的更大聲。所以,我認為,世界會在所有智者的喝采中毀滅:所有智者都會認為那只是個玩笑。」
三、
村上春樹的人物不會做這種小丑。他們可能都曾經在台上吶喊,在笑聲中他們默默退場,獨自找逃生的出路。當然,你可以說這種不夠勵志、不夠向上的小說實在不夠格,但你總難找得到有人可以將這份唏噓的感受說得清楚。就像那個提醒青豆有太平梯的司機說,「無論外表怎變,事實經常只有一個。」他們和世人之間總有一方 面是對的。在他們逃走之時,眾人卻在自己的滿足而驕傲的喝采中步向滅亡。反之亦然。
(一)
|
| |
| 在上星期開始著筆寫關於政改方案時,我掙扎了好幾回。民主和直接選舉的價值,已經一再討論得即使今天,建制派議員已不敢公然說普選無意義。功能組別長遠而言必須取締,除了自由黨之外,這種說法誰也不會公然反對。然而,政黨之間現在的辯論,到底是為了甚麼? 如果,二零一七年雙普選的可行性是一種共識,那麼,這陣子的辯論,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為在這個框架下的討論。 可是,當下香港的兩類主流政黨,在現時的方案下,只期望各取所需。依靠功能組別進入立法會的看見功能界別即使最開放,也只走到董事票時,自然見獵心喜。至 於其他地區工作做得較長時間的大小各黨,無論是民建聯民主黨還是民協,他們在區議會組別裏總會獲得更大的政治能量時,自然樂觀其成。 於是,我們不難發現,現在還望負隅頑抗的,就只剩下泛民裏的新興勢力。這當然不是說他們得不著甚麼好處才會繼續下抗爭,而實際的觀察是,他們有的是後發和 落後優勢,在道德戰場上沒有包袱。相反,其他政黨已花了大量的心力在地區戰線上,他們自然不會輕言放棄落實這個新遊戲規則。 寫到這裏,觀乎政黨的行為模式,我們亦不能嘆一句,功能組別這個大尾巴,只會長期的維持下去,而二零二零的立法會選舉不會有普選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將不會是中央不容許,而是這些掌控了對上溝通渠道的政經人物的阻撓。 更嚴重的問題是,當政府在各大傳媒吹風,會見不同政黨之時,市民應已經察覺到,各大政黨即使反對,或者提出反建議時,已不再討論功能組別本質上的落後,甚 麼也不再看清楚,區議會的本質到底時甚麼,反而只是在反覆提出怎樣才能有效利用這個新的組別,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。這個現象最讓人感到可悲的是,由市民 所選出來的代議士已沒有為市民提出任何其他可行的方案,這表現了市民除了早已被政商集團唾棄,更被政黨摒除出政治考慮以外。如此,誰人來尊重一般市民? 區議會如果可以是一個功能組別,唯一的理由是他們自命是地區政治的專業人士。可是,他們忘記了,他們也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,他們夠膽就去說市民沒有足夠 的能力,去選擇一個有能力的人!(也許我們也真的沒有選擇的能力,選了他們出來!)他們也必須提醒自己,他們的出現,本來就是為了代表選民發聲,而不是單 純討論自己的政治利益。如果他們不懂的這樣做,反而讓民怨侷促在市民之間,結果就是與政府一起防民之口。民怨和傳媒合起來的威力,他們並非未曾體驗,再 者,傳統傳媒也不能再領導民意,新媒體無論多沒有組織,要讓一個議員出醜,易如反掌。君不見某位新進議員當選受訪失言後,近乎絕跡? 政改討論到了這個局面,我們不能期望一般市民還有甚麼討論。當方案愈說愈複雜之時,正是政治人與不肖學人一樣,將套語術語一一拋出,以期收到專業之效,嚇走一般群眾。可否讓市民有尊嚴地參與政改討論? |
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