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一、
這陣子氣悶。做甚麼也好像有人跟你說：「冇用架」。
好像是政改，又或者任何有關爭取改變的事宜。
備課之時，誤讀有關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文章，一解心煩。
quoted from wikipedia, again:
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，通常有下列幾項特徵： - 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（加害者）威脅到自己的存活。
- 在遭挾持過程中，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（加害者）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。
-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，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（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）。
- 人質必須相信，要脫逃是不可能的。
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： - 恐懼：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。
- 害怕：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，身心皆受威脅。
- 同情：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，且並未受到『直接』傷害。
- 幫助：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，不逃脫，安撫等；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，向法官說情，一起逃亡等。
二、
當然，我們的對手固然不是甚麼加害者或者綁匪，但斯症的一個基本條件是關係裏的權力不平衡。如果按照我們對制度的理解，試想想由四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，到今時今日的香港人。庶幾近矣。
關係的特徵，全中：我們的食水和食物大部份都獨家供應，近年的經濟發展源頭也不說自明，至於公眾眼光之狹窄，對國際觀念的理解其實也不大了了，而逃到天腳底，我們也相信買到的物件也是來自同一處地方。
心理歷程嘛，更妙。我們的恐懼源遠流長，不安每日從新聞光怪陸離的假語村言和真人真事間滋長開來。由於大部人相信穩定壓倒一切，沒有甚麼人介意有誰「受害」。事實上香港人也好像認為，只有那些好事者才會受到「直接」的傷害。
所以，今時今日，由草民到大官，對任何的反抗行為，也是一模一樣的黃子華下聯：「預左啦」。
三、
我不知道這種病有沒有藥醫。
我只想說，在這種情況底下，一般患者事實上放棄了自我價值，完全依附於強者身上。他們不再考慮自己的信念，甚至不再承認自身原本所存有的基本思考邏輯和方向。他們不再考慮大局，不再想自己過去的親友，有極端的案例是受害人最後協助綁匪犯案。
在大部份的媒體和評論，沒有再說市民可以在當中有甚麼聲音了。那是集體自我迷失。
讓我們重新想一想，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，不是評論員，不是政黨成員，我們有甚麼行動，政府是無可推諉地一定要count的？若果有人提議投票決定，這是否一個選擇？換作政府，還有甚麼方法，可以科學地計算所有人的意向？還有一個公認的意見調查嗎？
（btw, 如果有人嫌一億做一個民意調查太貴，請他星期日遊行完再跟我講。）
是時候清醒了。
p.s. 是的，我是聽早會聽得頭暈......
|
| |
| 寫這篇文章，我的出發點和週六信報社評一樣，「暫且不猜測當局建議擴大區議會功能組別席位的背後目的，....，亦暫且不評論該建議是否符合民主原則」，假設立法會真的通過現行的法案的話，怎樣才能對一般選民更公平。 一個公民的投票行動，有兩種意義：一是將權力委託給相關人士，二是實行其監察現職人員的權利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若果區議員將有機會用任何一種方法選出立法會代表時，一個選民的選票，則代表著他委託一個人代表他去選出一個合意的立法會議員，而他亦有需要去監察這個當選人有否如信守承諾，合符選民要求地去選出立法會代表。 由此衍生了兩個問題，第一、選民如何監察區議員的選擇？第二、區議員候選人如何證明自己能信守承諾？ 這兩個問題在香港並非理論性假設。同樣，它們也不是基於陰謀論的質疑。參考網上統計（1），2007年405名當選民選區議員中，有131名議員沒有申報任何政治聯繫，21名號稱獨立，8名無黨派人士。可是，尤其是了解地區政治的選民，要從這些號稱沒有特殊政治聯繫的人中，找出其政治聯繫算不上是難事。再者，不少這些候選人當選不及幾個月，就掛上不同政團的名銜。那麼，怎樣才能確保這些當選人能老實申報自己的政治聯繫呢？基於人權立場，我們不能規定當選人在任期當中加入或退出一個政黨，那麼，議員可以隨時改變政治聯繫時，一般選民又怎樣能將選票交託出去呢？我們是否需要要求，在每次區議會改選當日，趁大家還未轉軚之前立刻進行這幾個立法會議席的選舉呢？ 另一個巧妙的地方在，這些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的投票人，他們的選舉過程是否需要和其他功能團體投票一樣，服膺於「秘密投票」的原則？如果他們能夠「秘密投票」，那麼，無論任何一種形式的投票也不能阻止他們說一套投一套，他們也不能保證他們能信守承諾。我們必須為他們另訂一套選舉指引和規則，方能合理地讓選民監察他們的投票。 前文先假設我們不去討論「是否合符民主原則」是有必要的。因為從這個角度看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這種選舉方式和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票有相同之處。有人會問，在美國沒有明文規定選舉人必須按承諾投票之時，為甚麼我們必要架床叠屋地設計更多的機制來確保這個選舉公平？答案正正就是「民主原則」的其中一個假設：對人的不信任，尤其是對擁有權力和利益者的不信任。在香港，這種不信任實在根深柢固。 (1) 2007區選全民監察網站
|
| |
| 一、 又是書還未看完，感想先寫的時候。（簡直就是一開始讀就想寫） 1Q84的開頭就點明了主題。女主角有一個罕有一個姓氏，叫「青豆」，罕有得連中文版的校對也間中將它改成了「青木」。在擁擠的路上，她跟隨司機的建議，跳下的士，在高速公路步向原本少數人才知道的逃生口。眾目睽睽之下，她脫下高根鞋，爬過門欄，離開擁塞的公路。 走上這條路的時候，她發現警察的衣飾和佩鎗都和她所知的不同。跟身邊的人比對過之後，她發現她好像進入了一個有點不對勁的世界，不是她所熟識的1984，她叫這個世界做1Q84。 二、 城市人多多少少也要有點自戀。你沒有「青豆」或者「青」或者「豆」這些古怪的姓氏，但你總會發覺自己是有點與別不同。 擁有這種自戀，人才會嘗試跳出框框。無論這是別人的建議，或是自己的想法，人總有點機會，和其他人落入一個不進不退的迷陣裏頭，自戀的人總是有 辦法自己走出一條路。而眾人總是望著他獨立獨行。別人總沒法批評，因為除了他之外，根本沒人會這樣做。別人接受了那個沉悶的景況，也不會學著他下車去行。 他好像在表演，但其實可能只是趕時間。 也許只有這樣，才會落入一個不尋常的境地。你或會想起祁克果的某個寓言：
「有一家戲院的後台失火了，小丑跑出來告訴觀眾失火的消息，觀眾認為這只是小丑的玩笑,所以只是鼓掌喝采。小丑把警告的消息再說一遍，觀眾叫的更大聲。所以，我認為，世界會在所有智者的喝采中毀滅：所有智者都會認為那只是個玩笑。」
三、
村上春樹的人物不會做這種小丑。他們可能都曾經在台上吶喊，在笑聲中他們默默退場，獨自找逃生的出路。當然，你可以說這種不夠勵志、不夠向上的小說實在不夠格，但你總難找得到有人可以將這份唏噓的感受說得清楚。就像那個提醒青豆有太平梯的司機說，「無論外表怎變，事實經常只有一個。」他們和世人之間總有一方 面是對的。在他們逃走之時，眾人卻在自己的滿足而驕傲的喝采中步向滅亡。反之亦然。
（一）
|
| |
| 在上星期開始著筆寫關於政改方案時，我掙扎了好幾回。民主和直接選舉的價值，已經一再討論得即使今天，建制派議員已不敢公然說普選無意義。功能組別長遠而言必須取締，除了自由黨之外，這種說法誰也不會公然反對。然而，政黨之間現在的辯論，到底是為了甚麼？
如果，二零一七年雙普選的可行性是一種共識，那麼，這陣子的辯論，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為在這個框架下的討論。
可是，當下香港的兩類主流政黨，在現時的方案下，只期望各取所需。依靠功能組別進入立法會的看見功能界別即使最開放，也只走到董事票時，自然見獵心喜。至 於其他地區工作做得較長時間的大小各黨，無論是民建聯民主黨還是民協，他們在區議會組別裏總會獲得更大的政治能量時，自然樂觀其成。
於是，我們不難發現，現在還望負隅頑抗的，就只剩下泛民裏的新興勢力。這當然不是說他們得不著甚麼好處才會繼續下抗爭，而實際的觀察是，他們有的是後發和 落後優勢，在道德戰場上沒有包袱。相反，其他政黨已花了大量的心力在地區戰線上，他們自然不會輕言放棄落實這個新遊戲規則。
寫到這裏，觀乎政黨的行為模式，我們亦不能嘆一句，功能組別這個大尾巴，只會長期的維持下去，而二零二零的立法會選舉不會有普選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將不會是中央不容許，而是這些掌控了對上溝通渠道的政經人物的阻撓。
更嚴重的問題是，當政府在各大傳媒吹風，會見不同政黨之時，市民應已經察覺到，各大政黨即使反對，或者提出反建議時，已不再討論功能組別本質上的落後，甚 麼也不再看清楚，區議會的本質到底時甚麼，反而只是在反覆提出怎樣才能有效利用這個新的組別，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。這個現象最讓人感到可悲的是，由市民 所選出來的代議士已沒有為市民提出任何其他可行的方案，這表現了市民除了早已被政商集團唾棄，更被政黨摒除出政治考慮以外。如此，誰人來尊重一般市民？
區議會如果可以是一個功能組別，唯一的理由是他們自命是地區政治的專業人士。可是，他們忘記了，他們也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，他們夠膽就去說市民沒有足夠 的能力，去選擇一個有能力的人！（也許我們也真的沒有選擇的能力，選了他們出來！）他們也必須提醒自己，他們的出現，本來就是為了代表選民發聲，而不是單 純討論自己的政治利益。如果他們不懂的這樣做，反而讓民怨侷促在市民之間，結果就是與政府一起防民之口。民怨和傳媒合起來的威力，他們並非未曾體驗，再 者，傳統傳媒也不能再領導民意，新媒體無論多沒有組織，要讓一個議員出醜，易如反掌。君不見某位新進議員當選受訪失言後，近乎絕跡？
政改討論到了這個局面，我們不能期望一般市民還有甚麼討論。當方案愈說愈複雜之時，正是政治人與不肖學人一樣，將套語術語一一拋出，以期收到專業之效，嚇走一般群眾。可否讓市民有尊嚴地參與政改討論？ |
| |
